景泰年款的铜胎掐丝珐琅器，传世较多，故有“景泰蓝”之美誉。孙承泽《天府广记》中记述：景泰御前的珐琅，可与永乐朝果园厂的剔红、宣德朝的铜炉、成化朝的斗彩瓷器相媲美（明代珐琅介绍）。似乎景泰时期的珐琅制器，已发展到“黄金时代”。对于这种现象曾令人不解，因为景泰皇帝朱祁钰，是在英宗正统皇帝被也先入侵掠走之后登上皇帝宝座的，在位不足七年。这期间内忧外患连年不断，国力处于极度衰败之中，工艺美术的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众多美术门类均已陷入困境，毫无成就。在这种境况下，造价成本高、工艺难度大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何以能在短暂的六年多的时光里得到巨大发展呢?这种怪现象的奥秘，通过对大量珐琅制品的分析研究之后，近年来才获得了突破性的发现和确切的答案。原来，“景泰年制”款的珐琅制品中，许多都是依赖早期遗存的旧器，重新加工改作而成的。也有部分“景泰年制”款的珐琅作品，是后世慕名仿制和改款的。而真正景泰年制的珐琅数量很少，烧造的质量也不高。诸如此类现象，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多方面分析。
(1)利用先期的珐琅器恣意改制
朱祁钰登上皇位之后，为了满足内廷的需求，把先朝遗存的大量金属胎珐琅器进行改制，然后镌刻“景泰年制”款。从而，“景泰御前的珐琅”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宫廷之中，并传诸后世。这种改作的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利用各种不同样式的旧器物，截取不同部位，经过拼装焊接重新组装成器，镌刻年款后，再行镀金。这类通体各个部位都用旧器拼装组合的制品，整体釉色一致，设计亦十分巧妙，看不出明显的拼接痕迹。但器身上的图案花纹缺乏完整性，造型比例亦不甚规范，辅助装饰常有异样。倘若不熟悉器物的时代风格特点，是难以看出破绽的。
铜胎掐丝珐琅花卉纹龙耳瓶，阔腹、细颈、洗式口、圈足。器腹中间饰铜镀金弦纹一道，把腹部划分为上下两组，并以不同的图案作为装饰。腹之下部施浅蓝釉地，饰彩釉茶花纹，近足处饰莲瓣纹一周。器腹上半部亦为浅蓝釉地，饰彩色釉缠枝莲纹。腹和颈部的衔接处，凸起彩色釉莲瓣一周。长颈之上饰绿色釉蕉叶，上压折枝花卉。颈部两侧附弓身回首龙形铜镀金耳。器底镌阳文楷书“景泰年制”四字双行款。整体造型端庄大方，通体釉色光洁明亮，具有水晶般晶莹透明之感，颇为富丽。通观全器，总体花纹图案富于变化，具有元明之际流行的风格特点；但器腹中部以一道镀金弦纹作为分界，显得过于生硬。器腹下半部装饰茶花纹，上半部装饰缠枝莲纹，亦感不甚和谐。腹、颈结合部位凸起的莲瓣上，釉色灰暗，填釉不饱满，明显与整体釉色不同。对这些现象进行仔细推敲，即可发现器腹的下半部原是一件茶花纹盌，被截去盌口之后，与另一件缠枝莲瓶的上部拼接，再配一节长颈，就形成一件新式样的珐琅瓶了。器腹上半部与颈的衔接处，由于二件原器的口径稍许不相吻合，故新加了一道凸起的莲瓣，经过这样处理，使衔接处巧妙地重合，且掩盖了拼接痕迹。显然，这件珐琅器是利用多件旧器改装成新器的典型例证，只是新配制了两只龙耳 和铜质镀金口足。
明景泰铜胎掐丝珐琅花卉纹龙耳瓶
铜胎掐丝珐琅花卉纹龙耳瓶下部大碗细节图
二是利用早期遗存的珐琅重器，截取其主要部位，再重新烧配造型所需要的其它局部，组装成新的器物，镌刻“景泰年制”款。这类经过重新烧配改装的器物，其造型和图案均可参照旧器局部形式，按需要加以配制，使通体的风格特点相吻合，致使整体上看不出有何异样。但是，由于各个时代所用珐琅釉的配方不尽相同，烧造出来的色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仿造者所无法回避的难题。故这类重新烧配组装的器物，可以比较容易地从珐琅釉色中看出破绽。
明景泰铜胎珐琅缠枝莲兽耳三环尊（实为元末明初景泰蓝）
铜胎珐琅缠枝莲兽耳三环尊，阔腹、敛颈、敞口、平底、三兽形足。腹上部等距离凸起三个兽面，口衔铜镀金环。器底铜质无釉，中心处隐起双龙，环抱“大明景泰年制”楷书阳文款。尊体施浅蓝釉为地，饰彩釉缠枝莲及花卉、葡萄纹。腹部釉料充实饱满，呈色光洁明亮，特别是葡萄紫、青草绿和绛黄色釉，更是光泽闪烁，具有晶莹的半透明感，色彩非常纯正。掐丝起线粗壮，颇为流畅自然。而器之颈、口和足上部的釉色。与器腹显然不同，浅蓝釉地灰暗无光泽，红、紫色釉干涩不纯正，更无晶莹透亮的质感。釉面凹凸不平，不甚饱满。掐丝规整严谨，粗细较匀。在同一器物上，釉色特点、掐丝技巧、烧造水平反差如此之大，可以充分断定该器的腹部是旧器改造的，而颈、足和兽衔环，均为后期烧配组装的。
通观器腹的造型和图案装饰风格，极似元代青花瓷罐特征。当然，这种相似绝不是雷同，因为各类工艺制品都有各自不同的工艺要求，在时代总体风格的规范下，必然展现出多样性的变化。陶瓷制胎和铜胎珐琅器的成型，手法各异，必定会在造型上出现某些区别。瓷器上图案的绘制和珐琅工艺掐丝、填釉的技法更不相同，所显示的风格亦会有所区别。正如元代瓷器上的缠枝花纹，缠枝间很少有装饰小花苞的现象，而元代的纳失失锦和掐丝珐琅制品上，则较普遍流行。这种风格似乎保留了较多的外来影响。铜胎珐琅缠枝莲三环尊，重新组装和配制技巧很见功力，采用几道凸起的镀金弦纹作为过渡，把新旧不同部位间隔开来，使釉色上的区别不过分显眼，也掩盖了衔接处的痕迹，并增强了造型的力度，使器物型体显得高大壮观，气魄宏伟。
不言而喻，这种艺术上的成果，原是建立在旧有的珐琅缠枝莲纹大罐基础上的。重新改装增添了造型的美感，但在釉色烧造和工艺技术方面，却远逊于原来的水平。因此，对这类珐琅制品，仍应视其主体部位的原有时代，而改制的情况只能适当予以说明。
(2)后世改款和仿“景泰珐琅器”
从文献记载中可知，明末清初时，“景泰御前的珐琅”名声已经很高了。所以，后世常把万历时期的珐琅制品改成“景泰年制”。也有的作品是按照“景泰珐琅”的风格特点进行仿造的。这两种现象如稍加注意观察，是比较易于识别的。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花卉折沿口盘，通体施粉白釉地，以单线掐丝枝条串联起彩釉小花朵。图案比较续密，掐丝略显细腻。盘底施彩釉缠枝莲纹，中心处以彩釉如意云头装饰成长方框栏，框内铜质镀金携“大明景泰年制”款。该制品的总体风格应是万历时期的特点，特别是款识周边装饰的彩釉如意云头框栏，是万历年造珐琅器惯用的方法。原本“大明万历年造”珐琅釉烧款，被后世改款时剔掉，露出铜胎，刻上“大明景泰年制”假款。改款的时间应是清代。
大明万历年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花卉折沿口盘（后改款）
掐丝珐琅云龙纹菊瓣式口大盘，盘内饰彩釉二龙戏珠，其间布施如意云纹。口边饰缠枝菊花纹。外底施浅蓝釉地，彩花缠枝莲纹，中心处以如意云头装饰成长方框栏，框内贴铜镀金长方形薄片，上刻双龙环抱“大明景泰年制”款。该作品的造型和图案风格均为万历时期特点，原珐琅釉烧制的“大明万历年制”款，已被镀金铜片所掩盖。这种做法显然也是清人所为。
诸多后改款或加款的珐琅制品，都采取上述两种手段。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仿造“景泰年制”款的珐琅制品增多，仿制技术水平亦很高。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六年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多宝格内着做仿古样款掐丝珐琅瓶一件、宝瓶一件、罐一件，俱要大明景泰阳纹款，先画样呈览，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库掌相永吉，将画得掐丝珐琅宝瓶纸样一张、双管瓶纸样一张、罐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每样准做一件，钦此。”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接得库掌柜永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五月，太监胡世杰交掐丝珐琅象鼻腿圆鼎一件，传旨：将不齐全处收拾，再照此炉式成做一对，此炉活计金水俱好，嗣后着珐琅处官员栢唐阿人等，跟同监视匠役，镀金务要活计精工，不可怠忽，钦此。”
以上清官档案记录表明，雍正、乾隆时代重视仿造“景泰御前珐琅”，其中有的是照旧样仿制，有的则画新样制造，镌刻“大明景泰年制”款。从遗存的珐琅制品中，可以看到这类仿制品。但按照原器仿制的作品，其风格类似明代特点，而画样新作的制品，则清代特点突出。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双环耳瓶，通体以浅蓝釉为地，以单线勾勒缠枝枝干，串联盛开的几朵彩釉大花，底镌“景泰年制”。图案风格近似明代特点，釉色纯正稳重，亦似明代特征，而没有采用清代新出现的色釉。但作品掐丝匀细规矩，填釉饱满，很少砂眼，这种过于拘谨的仿制手法，有别于原器自然流畅的艺术风格，稍加注意，容易识别。
从清官档案的记载来看，雍正七年以后，似乎再见不到制造掐丝珐琅的记录了，这或许是由于雍正皇帝对烧造技术不满，而停止了生产的缘故。乾隆二十年前后，造办处档案记载仿造“景泰年制”珐琅制品的事例较多，但到三十三年以后，这种仿制活动亦很难见到了。但是，把旧器上的“景泰年制”款取下来，再按照旧款式样重新蹲刻“景泰年制”款并镀金的作法，仍时有记录。这类取下旧款，按原款式样重新刻款的珐琅制品，无疑增加了款识的复杂性和识别真伪的难度。然而，这类珐琅制品原本就是以“景泰年制”款的面貌出现的，按照原款重新刻款之后，并没有改变其时代面貌，也就不会影响原作品的时代特征了。
(3)景泰时期的珐琅制品
通过上述几种不同类型的“景泰年制”款珐琅器的分析，可知“景泰御前的珐琅”实际上是窃取了早期珐琅制品的成就而得以扬名。其后，又为人们所推祟和仿制，造成了“景泰御前珐琅”辉煌的假象。显然，用旧器重新组装改制的珐琅作品，后世改款和仿制的珐琅作品，都不能代表景泰珐琅的真实面貌。那么，真正的“景泰御前的珐琅”是什么样子?具有何种特征?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了。上面对宣德时期遗存的珐琅器、景泰时期改制的珐琅器、后世改款和仿造的珐琅器，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基本弄清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釉色的特点。同时，从旧器被重新组装改制的作品上，也看到了景泰年间改制时留下的某些痕迹。对后期改款和仿制品也作了比较。这些都为找出景泰珐琅的标准器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铜胎掐丝珐琅花蝶图香筒，器表外部以浅蓝色釉为地，颜色略显青灰。地上用珊瑚红、草绿、深蓝、白、娇黄等色釉烧成花蝶图。这类颇具写实风格的装饰手法，较前期富于夸张的图案式装饰特点迥异。珐琅釉的色彩虽然比较纯正，但表面缺乏光泽，更不具有晶莹的透明感。釉料虽较饱满，却多点点细小砂眼。器之底部饰彩釉缠枝莲纹，中心处嵌铜质方块，其上阳文楷书“景泰年制”4字款。铜质口沿及底部三羊足，均显露本色，不见镀金痕迹，这种现象也是其他时代少见的。视其图案风格，釉料特点，均与早期不同，又有别于嘉、万时代的特征。故把这种类型的珐琅制品，作为宣德之后、嘉靖之前过渡时期的特征，才符合实际情况。这个过渡时期的珐琅器，只有“景泰年制”的制品留下了明确的痕迹和记录，其他几个朝代均不见珐琅制品的任何蛛丝马迹。据此，可以确认铜胎掐丝珐琅花蝶图香筒为“景泰御前珐琅”中比较典型的器物。
曾被确认为景泰御前作坊标准器物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觚，其实并非无懈可击，且漏洞较为明显。该器口、足外撇，器身似柱型，呈喇叭式。通体以浅蓝釉为地，饰彩釉缠枝莲纹。腰中部偏下显露一扁方形镀金铜块，上面阴刻“大明景泰年制”楷书款（明清景泰蓝款识介绍）。从总体来看，该器不仅器形过分简单，缺少章法，款识的位置殊异，铜块形状极不规整，而且花纹图案亦似倒置。经过对大量珐琅制品的观察比较，此觚原是截取缠枝莲纹蒜头瓶上的长颈，倒置后，加配镀金口、足而成觚型。原器的长颈上盘绕一立体造型的铜质蟠螭，螭的腹部近前腿处有一铜铆，与器颈上榫部衔接，以便使蟠螭固定于器体之上。缠枝莲纹觚刻款处的铜块，原是稳定铜螭的铆孔处。因此，不能把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觚的风格特点视作“景泰御前珐琅”的标准器物。
纵观“景泰年制”款的三种不同类型，展现出“景泰御前珐琅”的烧造成就并不高，只是在改制早期遗存珐琅器中获得了声誉。这种利用旧器改制成的新作设计十分巧妙，并且是在内廷中的“御用监”控制下进行的，除参加改制的工匠外，很少有人知道内情。故“景泰御前珐琅”之虚名，在后世得以长期流传，从未引起人们的怀疑。直至近年，才揭穿了旧器改制的奥秘。改造旧器的行为，造成了早期作品的大量毁坏，也为研究珐琅的发展历史带来了混乱和困难。因此，对“景泰御前珐琅”应重新予以评价。大名鼎鼎的“景泰蓝”原来只不过是盗名窃誉而已。
“景泰年制”款的掐丝珐琅器中，除部分后世改款和仿造者外，多数是景泰时期改制的。因此才在明末清初获得了“景泰御前珐琅”的称谓。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亦可看到“景泰年制”款珐琅制品被皇帝喻旨重新作款或按旧款式样仿造的记录。这些情况已然说明“景泰年制”款的珐琅器，多数是景泰时期造成的。而后期改款、加款和仿制者，数量不多，一般也比较容易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