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珐琅器工艺于元代由西亚引进，是典型的舶来品。在明初，它似乎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经过明宣德、景泰两朝的努力，珐琅器工艺突飞猛进，从闺阁用品变身成为宫廷用品，直至清代，它仍是皇家贵族的宠儿。其雍容华贵的造型，富丽堂皇的色彩和寓意吉祥的纹饰以及那超凡脱俗的展现手法至今仍魅力不减，“景泰蓝”工艺品可谓是空前绝后。
明代景泰蓝
对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炎黄子孙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任何一种外来物品或是文化，一旦来到我中华大地，就会被一些文化天才加以利用改造，使其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生根发芽，直到开花结果，变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这种现象在工艺美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公元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鼻烟瓶，没过多久就被中国的能工巧匠打造成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价值的鼻烟壶。而同样在明清时期取得辉煌成就的珐琅器，也是典型的舶来品。
珐琅器还有个很形象的名字“金属胎珐琅器”（古代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因为珐琅的胎料绝大多数是铜，也有少数是金或银，釉料为珐琅。它集金属加工、珐琅料制作、绘画、雕刻、镶嵌、镀金、玻璃熔炼等工艺于一体，古朴典雅，金碧辉煌，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几乎每一件作品都布满寓意吉祥的纹饰。
超凡的工艺品景泰蓝
珐琅器在传入中国之初，被称作“大食窑器”、“鬼国窑器”、“佛郎嵌”等。明朝初年曹昭所著《格古要论》就这样描述珐琅器：“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进口珐琅器)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玩也，又谓之‘鬼国窑’。”可能是因为珐琅器过于华丽，不够清雅，所以曹昭认为只适合妇人在闺阁中使用，未将其列入文房清玩之内。当然，这只是曹昭个人的观点，事实上随着珐琅器制作水平的逐步提高，珐琅器的造型和纹饰越来越艺术化和吉祥化，不仅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喜爱，连明清两代不少皇帝也为之着迷。
学术界普遍认为，明代宣德年间是中国珐琅器制作的一个高峰期（明宣德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觚）。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艺术，非常迷恋冶铜艺术。宣德三年(1428年)，他命工匠将暹罗国(泰国)进贡的一批“风磨铜”，外加金、银、锡、宝石等30多种贵重原料，铸造了三千只异常精美的香炉，被后人称为“宣德炉”。宣德皇帝对珐琅器也格外钟爱，他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选用最好的材料制作掐丝珐琅。
所谓掐丝珐琅，就是在金属胎(主要是铜胎)上，用柔软的金属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釉料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宣德年间制作的掐丝珐琅留传至今的较多，胎料除了铜以外甚至还有金。这一时期的器型也很多，有瓶、盘、碗、炉、鼎、圆盒、香熏等，珐琅釉色多为天蓝(淡蓝)、宝石蓝(青金石色)、浅绿、深绿、鸡血红、砗磲白和黄色等。吉祥纹饰多为蕉叶、饕餮、狮子戏球、西番莲和大明莲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番莲大碗掐丝珐琅，花形馆满，色彩鲜艳，釉质坚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到了景泰年间，掐丝珐琅工艺得到更大的发展。景泰皇帝朱祁钰是宣德皇帝的儿子，他对珐琅器的热爱比起其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廷内的御用监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的作坊，以上好的紫铜为胎，将纯天然名贵矿石研磨成粉，再与进口调和剂混合制成珐琅釉。成品胎体厚实，打制均匀，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釉面肥厚，色泽晶莹，其精致和完美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景泰掐丝珐琅的釉色在宣德多种颜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玫瑰紫、葡萄紫、翠蓝等，由于多以鲜艳明亮的二蓝(湖蓝)为主色调，以至于后世干脆将铜胎掐丝珐琅称为“景泰蓝”。
在景泰蓝的器型方面，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方有圆，除了瓶、盘、碗、盒、熏、炉、鼎之外，还有花盆、面盆、炭盆、灯台、樽、壶等。吉祥纹饰有蕉叶、番莲、大明莲、龙戏珠、狮戏球、夔龙、夔凤、饕餮、云鹤、火焰等。
花鸟虫鱼图案多姿多彩
张同禄大师的吉羊宝灯景泰蓝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各种御用器物的制作越来越精美。康熙三十年(1691年)，宫廷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已多达几百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造办处开始设“作”来制造各种工艺品，“珐琅作”就是其中之一。康熙年间制作了大量珐琅器，除了宫廷日常所用的碗、盘、瓶、壶、杯、罐、炉、尊等之外，连扳指、帐钩、桌椅、屏风、佛塔等也用珐琅器制作，但康熙时期掐丝珐琅的制作水平较之明朝并无太大发展，而到乾隆年间的景泰蓝又到达了发展的巅峰。
明清时期是景泰蓝地位最超凡的时期，同样也是景泰蓝的制作工艺以及原料发展最为巅峰的时期，而这段时间的景泰蓝工艺品要么都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中，要么就流失海外的大型博物馆之中，平时甚是少见，因此更增加了景泰蓝的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