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代或是更早之前西方珐琅工艺就已经十分的成熟了，成吉思汗西征掠回的工匠中就有不少景泰蓝工艺者加上中国本土的的传统嵌丝工艺相结合就成为了中国响誉世界的景泰蓝工艺品。
元朝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
掐丝珐琅与我国历史悠久的玉器、漆器、青铜、陶瓷等相比，历史要短暂得多，见于文字著录则更少。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首次记录了珐琅工艺的渊源、特点和用途，“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之类，多为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内府作者细润可爱”。《格古要论》是研究我国早期珐琅器唯一的一部重要文献。
因文献记载过于少而简单，老一辈专家通过对现存掐丝珐琅器的排比、分析与研究，推断出我国最早的掐丝珐琅实物为元代制品。元代珐琅器器形端庄大方，构图舒朗流畅，釉色明艳温润，具有宝石般的半透明光泽。唯原配珐琅器较少，大部分被后人改装过，存量稀少，弥足珍贵。右图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碗、掐丝珐琅花果纹盘的釉色就具有元代珐琅的特征。
元代的景泰蓝的实物是在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珐琅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新发现，其中仅仅有三件已经被确认的元代景泰蓝分别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晚期的制品兽耳三环樽、勾莲鼎式炉、缠枝莲象耳炉，学者们一般认为许多古代器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般都是通用在多种工艺中的。这一研究的发现使一些与其他同时代的相近的珐琅器从原有认为的学术观点当中剥离了开来，从而使景泰蓝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内的学者们所研究的学术观点与国外的学者们就成果而言尚有一定的差距。
蒙古人重视工匠,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搜虏被统治地区的工匠并广设工场来发展元代的手工业,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攻击大食国,每每攻下一城,往往仅保住工匠,余尽歼灭,并分遣工匠于诸队、或赏其诸子诸妻诸将、或召赴蒙古营中工作、或遣送蒙古。元蒙统一全国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许多身怀绝技的工匠纷纷来到中国,阿拉伯工匠带来了烧造掐丝珐琅的技术和主要原料。史载蒙人合赞(1271-1306),在元代成宗时期册封为伊儿汗国中统治波斯一带的呼罗珊汗, 合赞除精通其蒙古母语之外,也略悉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富浪等国语文,凡百工技艺,皆亲手为之,制品尤较工匠为佳,又习知化学及一切较难艺术,如制作珐琅、解化滑石、熔解水晶及凝缩、升华之术。在此不但可知珐琅工艺在13世纪后期是属“较难之艺术”,同时由高居可汗之尊的合赞也研习珐琅制作技艺的事实,凸显此项技艺已获元人的重视。
当时的掐丝珐琅器可能尽为皇家服务的,由于烧造技术的不成熟,故生产规模并不大,产品并不多。从现存的几件元代掐丝珐琅器来看,中国工匠在学习、掌握烧造珐琅技术后,为符合中国统治者的审美趣味,生产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制品,但装饰品方式仍保留着一些阿拉伯的艺术韵味。
尤其是日本对于景泰蓝（日本的景泰蓝-七宝烧）的学术研究是较为突出的，其实史书中早就有记载在元代云南地区就有关于珐琅器的使用的明确记载，明代以后的景泰蓝是在沿袭元代的制作技法并得以继承和发展。景泰蓝的这种称呼主要是为称呼掐丝铜添珐琅器，这是因为景泰蓝的制作多数是以在捶好的胎体上经过掐丝成为图案后，添以珐琅釉料而形成的工艺的简称。
景泰蓝这个名词使用的是比较晚的，在明景泰年间以前景泰蓝大多称为鬼国嵌和珐琅，景泰蓝的名称是由于明代景泰年间宫廷的重视使其扬名，又因釉料釉色多为兰色，得名为景泰蓝。元代的景泰蓝特点是器型相对比较规矩、基本都拥有大气的文饰、凝重的色调，而且在文饰线条上较为豪放粗犷，这与后世的掐丝细腻严谨有着明显不同。
